熟人社会导致冷眼旁观现象

2011年11月3日，北京国贸。“冷眼旁观”现象大多出现在大城市，大城市拥有大体量的建筑，却缺少人性关怀生长的空间。（摄影：柯勇）

人们对身边其他人遇到的困难表现出冷漠，肯定跟以往帮助人反遭诬陷最后落得不好的结果这种事例有关。人们见到这些事例后，通过别人的教训学到了不能冒失地伸出援手，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利的后果。这应当是很正常的反应，符合人趋利避害的理性。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看到旁边人有难先不急于扶助而更多犹豫或旁观的原因。至于冷漠则比这还进一层，连犹豫围观都不做，干脆直接不理睬、走过当作不见，这或许是因为现在的人们都太忙了，时刻萦怀于心的是追逐跟自己利害相关的东西，不愿意把时间花在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上。但辨认清楚某些情境是不是有人真的遇到了危急困难，这本身需要时间，而且在当今诚信缺失的社会，更是十分复杂冒险的事。现在社会充斥于人心的功利效率主义，驱使人们回避这样的成本和风险，选择对这些情况视若不见、干脆连过问也不过问，这表现出来就是所谓的“冷漠”。另一方面，这种情形从某种理性的角度来分析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我们不能根据有些表现就断定那些人缺乏良知或者没有起码的同情怜悯之心，说他们是明显的见死不救者。在某些情境很容易判定的情况下，我们也可见到许多人毫不犹豫地投入救援、显示爱心和道德责任，而这些人在其他情境下，可能也同样是“冷漠”者。

“冷漠”背后的理性行为逻辑

我们也必须说，人们在这样的“冷漠”背后存在着可理解的理性行为逻辑之外，也还有严重的问题。首先，这种理性只运用在对陌生人上面，而换作是自己的亲人朋友或者熟识的人，它则会受到限制，更多是变成以道德关怀和责任作为回应的原则。例如，要是小悦悦的父母在旁边见到了此情此境，他们肯定是决不迟疑地进行施救。又或者只是认识小悦悦的邻居熟人，肯定也不会那么“冷漠”以对。这除了有情境更易辨认和判断的原因，当然也跟人们对待事情采取的不同法则有关，就是对亲友熟人，我们会用道德理性而不是功利理性来指导自己的反应。但问题就出在这，当整个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加，我们越来越多的时候要生活在陌生人构成的环境中时，恰恰我们更多的社会成员是用“熟人社会”通行的那套法则——内外有别、亲疏有异的责任心和关怀心——来处事待人，这明显是不相适应的。我们必须超越这种只关心帮助跟自己有“关系”的那些人的行为逻辑，建立起对所有普通人/陌生人也一样承担道德责任的行事法则，一种“普遍主义”的道德伦理，才能适应流动的社会。可问题是，怎样才能建立这样的普遍主义伦理？过去我们曾经有过，我们宣扬“无私”，宣扬以天下为己任的“大爱”，但是，它的有些基础已经动摇甚至丧失了，结果连同这样的精神和准则也一并沦落了。要重建它需要不短的过程，非朝夕之功。

其次，虽然功利理性和狭窄范围内的道德理性也其正当性，相比于过去不完全是退步也有积极意义，说明我们中国人不再为了宏大的理想牺牲个人利益，牺牲人情等等，但是，这样的理性是片面的，人如果仅受它的支配最终是可悲的。除了要超出狭隘的“关系主义”和“特殊主义”，我们的理性还要增加人和人相互关心、关怀的道德理性维度。如果说功利理性是一种讲求对个人利益最大化、重效率的理性，道德理性是看重做人的精神崇高价值，重视在每件事的过程中完善人性的一种理性。它告诉人们，助人的过程是充满意义的，本身就有很重要的价值。为此付出某些牺牲也值得，更不用说花费一些时间在上面。我们可以停下来，不在乎因为帮助他人而损失了其他获利的机会，不把这样做看成是单纯的付出成本，而看作本身自有收益。

倡导见义勇为不能光靠约束或利诱

我们相信通过助人，生命从而得以丰富增进，我们体验到许多内在的满足，而至于最终会不会从旁人包括我们帮助的对象那里得到某种回报倒不是最重要的，甚至听不听得到一句感谢也不是最重要的。其实这也就是适合非熟人社会，一个公民社会的人文精神、人本价值和普遍主义的伦理。当然，这种伦理的建立，和它成为深入国人内心的普遍法则（内心道德律令），也不是纯粹靠教育灌输能成，还必须辅以两个东西：一是配合上实际效果（跟功利理性保持一致），二是要有榜样示范。

实际效果方面，虽然普遍的道德理性之建立更多是个人内化，靠个人自觉，主要不应诉诸于外在的约束或利诱，但是，从行为养成的角度，亦需要借助一些外力。不过，这种外力应当不以“负强化”为主，而应重在“正强化”。即不宜通过制造消极后果来谋求消除某些行为，而应着重为好的行为提供积极的正向激励，包括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并且，在当今这个社会经济利益被人们看得越来越重且做好事的相对成本升高的情况下，恐怕这种激励的力度需要比较大才能奏效。但需注意这不能变成唯一的甚至过分突出的一种方法途径，必须与另一种很好地结合运用，那就是建立榜样的示范。对于普通人很纯粹的符合道德理性的行为表现，无疑要给予更多的宣传介绍，让大家随时可以看到身边的这种鲜活例子。但也许更重要的是某些阶层的人，能够按照这种道德标准去行事为人，他们能起到的榜样示范作用会更加强大。比如，政府领导自己要带头实践公民道德，在小节中践行普遍主义的准则，关心他人特别是陌生人，把自己也当作普通公民来要求。这方面其实有大量的事情可做，有很多的改进空间。

媒体报道应注重社会学视角

关于媒体的作用，首先必须指出，媒体对于事件的报道拥有自己的自由角度，以此才能保证媒体成为有效的第三种力量，在这方面不宜因为各种原因施加太多限制。但是另一方面，媒体人的确应当增加社会学视角，懂得对事物的呈现也同时在建构现实。如果过分集中在某个角度去呈现一件事，结果就是影响社会认知，让人们以为这就是事情的突出方面甚至唯一方面。可能无法要求每个媒体都做到全面，但应当促成不同媒体的多样角度呈现，最后出来的画面可能就更为全面些。这对人心也将产生影响和塑造作用。对此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媒体的确可以建构出特定的社会现实。

微博的某些活动，我认为有积极作用。实际上，适合流动的公民社会的普遍主义道德的建设，就是需要每个公民以公民的身份自觉自愿地投入行动，这是它的基本精神。但是，运动如果不能制度化，或者不能内化成为行为习惯，则效果也可能不能持久。在这方面，还有许多课题值得探讨，怎样把某些一时性的反应变成可持续的做法。我认为，更多的公开讨论是首先需要的，这种讨论本身就有重要意义。讨论得越清楚，行动越能持久。而且自由民主公开的讨论，本身也是这种道德理性运作的表现方式之一。然后是更高度的自觉，即人们的确要在思想上认识到人的道德理性的重要性，改变许多人对人的价值的评判标准。与此同时的，也要改变实际的一些制度，包括体现不当的理性逻辑的资源分配制度、权力制度等等，如教育领域的、法律和司法领域的、其他诸多领域的，等等。媒体的确可以多做些宣扬正面典型的事，但要以符合新公民普遍主义伦理的理念和方式来做。

也许，确有必要成立民间的一些有实力的基金会，专门来在这些方面提供支持，持之以恒地做些事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陈涛教授接受人民网舆情监测室采访观点摘录）

【即时通会员如是说】

其实我挺赞同文中所说的“理性行为逻辑”，每个人并不是生来就以冷漠的态度来待人接物，一定是有些诸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即使不是亲身经历，道听途说的也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到他们的行为与态度。不能将其称之为教育的弊端，更不能把这种行为理解成是社会道德的缺失，其实话说回来，道德在法律的面前还是显得太过薄弱，人人都害怕法律的制裁，却丝毫不理会良心的谴责，因此这根本不是能靠教育解决的。其实归根结底还是要端正风气，三人成虎才是最可怕的。——于瑶瑶

有人开玩笑说中国与欧美的最大区别就是关系和法律，中国人习惯把关系放在第一位，而欧美则把法律放在首位。他们还举出了很多例子，比如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第一想到的不是法律，而是打电话找熟人，这是一个熟人社会，如今新名词叫人脉。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有一定道理，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完善，我们的行动特别是思想必须转变，毕竟一个健康科学的社会，是需要法律和秩序以及规范组成，这需要立法机关加强立法的进度，需要政府更加完善相关配套制度，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文明，更加规划，更加人性。——倪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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