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变形呼唤立法正名

记者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福建、广东等地采访了解到，当前我国东部沿海民间借贷正在从以往的“直接融资型”向“间接融资型”转变，区域金融风险增加。有关专家和企业人士呼吁，确立民间融资的法律地位，使民间融资逐步走向“阳光化”，已成为化解金融风险、保障民营中小企业生存土壤的要务。

民间借贷“变形”加剧金融风险

民间借贷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是我国相当部分中小民营企业融资的重要来源。2011年以来，浙粤两省民间借贷均呈现较为明显的“变形”趋势，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高发。

一是民间金融活动的资金需求发生“变形”，导致资金需求迅猛增长。长期研究民营经济和金融问题的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史晋川说，金融危机特别是2011年以来，传统上用于消费和小本商业经营为主的民间资金，被用于企业的流动资金甚至是固定资产投资，资金用途的变化使得民间金融活动的资金募集规模迅速扩张。

二是民间借贷的收益“变形”，导致借贷资金向暴利取向转变。广东省金融办地方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民间借贷资金现在由于被大量用于企业贷款到期的周转、企业注册资金的垫付，导致借贷期限大大缩减，而随着借款期限的缩短，利率敏感性也降低，民间借贷利率被推高，风险隐患也大大增加。

三是资金提供者和使用者身份“变形”，从直接融资到间接融资导致金融性质发生本质变化。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院长钱水土说，民间借贷的传统特点是资金提供者和使用者往往“二合一”，借钱人与用钱人相识、相知。

然而，该院近期对300多家企业和民间借贷关系的调查发现，当前浙江等地民间借贷的资金使用者和供应者越来越分离，不仅关系日渐疏远，有的甚至接近传销式的“金字塔”模式，起初的资金提供者几乎完全不知道资金的流向。

据悉，温州市鹿城法院近期涉及高利贷及疑似高利贷案件比例达到90%，涉案的借贷月息高达7分到10分。温州市中院民二庭庭长鞠海亭告诉记者，和以往简单、粗糙的民间借贷借条相比，现在很多借条都“格式化”了，不仅出现专门用于法律诉讼的“阴阳借条”现象，部分借条还出现了标明本金数额、债务人签章，但利率约定和债权人姓名均“留白”的特殊情况。“等于这个借条可以任意流通、转让，平时利息支付按照双方口头约定，一旦发生纠纷则填写符合法律规定的利率向法院起诉，这进一步增加了金融风险。”

广州中院民二庭副庭长张汉华说，目前广州涉及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的民间借贷案件数量增长很快，“且多家企业牵涉其中的‘批量型案件’增加，这在以往是很少见的”。

各地探路，民贷渴望走出“灰色地带”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和企业人士普遍认为，民间金融市场发展到当前这种“变形期”，必然导致传统的人格化合约执行机制失效，资金被挪用、转借情况频频发生。应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明确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主体、民间借贷活动范围和民间借贷活动方式，将民间借贷活动纳入法律规范。

专家表示，民间借贷的法制建设必然是许可和监管同步进行、缺一不可的稳健过程。对于涉及吸收储蓄存款的民间借贷活动，应通过鼓励民间资本组建小型商业银行或合作金融组织加以规范发展。此外，在通过法律规范民间金融借贷活动的同时，对于民间金融市场的资金价格——利率的管制也应相应放松，更多地让金融市场的供求关系来调节金融市场的运行。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都开始探索如何对民间融资加强监管，实现有序引导、区别对待。相关思路值得关注。

广州市正筹建国内首条集资金借贷、财务管理、支付结算和信息发布为一体的“民间融资一条街”，希望集中引导一批经营规范、服务优质的民间融资机构及金融机构个人业务专营部门进驻，并逐步形成反映资金需求状况和有效监管环境的民间金融价格形成机制。

作为一个民间借贷密集区，浙江省临海市正筹备建立“民间资金登记中心”，拟对民间资金借贷行为进行登记，对借据、合同进行规范，并建立起借款人和借款机构的征信系统，进而降低民间借贷“变形期”的风险。该市金融办主任邵跃群告诉记者：“这个平台的建立还需要法律的支持，希望国家能尽快完善对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

浙江省银监局副局长傅平江建议，考虑到民间借贷“间接融资”特性更加突出，希望加强对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寄售行等中介组织的监管，同时杜绝虚假和不规范融资类广告，防止一些企业和个人借助广告变相宣传民间高利贷和有组织地拓展非法金融活动。（《半月谈》2012年第9期，记者 王攀 商意盈 来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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